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三大技术的持续性突破，新一轮数字化转型正在升级为数智化转型。事实上，在制造业、金融业、畜牧业等多个行业领域内，数智化转型已经陆续推进并成为未来主流业态。本文认为，数智赋能下媒体融合也进入了数智化融合的深度融合阶段，未来需要更加着重要求媒体和平台在融合发展中增进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结合，全面革新融合生态，以适应媒介技术指数级更迭的迅猛态势。

本文结合媒介化理论、媒体融合相关政策和国内外具体媒体实践，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什么是数智化和数智化融合？为什么要进行数智化融合，其生成逻辑是什么？数智化融合有哪些新的特征？主流媒体如何抓住数智化融合机遇进行战略布局？

何谓“数智化”？较为常见的说法认为这一概念是2015年由北京大学“知本财团”课题组组长史宪文教授在《思索引擎设计方案》中首次提出的，用以阐述讨论“数字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问题，意为“数字智慧化”与“智慧数字化”的结合。[1]但值得注意的是，史宪文教授称其当时“只是为了阐述问题的方便”的一个随笔性说法，所以很多行业报告中将这个阐述直接进行原文沿用其实存在一定的语义误读。

“数智”（Digital Intelligence）一词在国际上更为通用的解释是指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在智能时代的升级[2]，国际智库DQ研究所将其定义为“一套完备的关于技术、认知、元认知和社交情感的能力，这些能力基于普遍的道德价值观，使个人能够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并抓住这个机遇”[3]。这和业界常提的“数智化”在内涵上大相径庭。

综合来看，作为一个中国化、内生型的提法，“数智化”已经在最初定义上发生了巨大更迭，成为继信息化、数字化之后又一描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社会变迁大情境的一个统摄性词汇，从现有的词汇实践来看，我们常提的“数智化”更为契合的界定应该是数字化转型的更高层级发展即“智能数字化转型”（Intellig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参与者[4]。

数智化转型作为国家行业、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同样也适用于传媒业。自2013年“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被提出以来，媒体融合在中国主流媒体推进已有十年。中国的媒体融合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及深的探索历程，整体实现了部门和经营的融合，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5]在媒体融合的前半程，建设的主流是数字化，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陆续更迭了传统的纸媒阅读和发行方式，在视听表现和资料存储上都呈现出数字化的特征，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媒体档案资料，运营流程也更加统一高效；进入媒体融合后半程，人工智能技术奇袭了传统的传播生态，带来结构性而非功能性的变革，人不再是单一的传播主体[6]，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更是重构了新闻生成流程，革新了新闻工作机制，并对新闻理念和机构产生结构性冲击[7]。从数字化到数智化，已然是媒体融合走向深度融合的必然路径。

随着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媒介对人的影响已经深入生活的各个层面，欧陆传播学者兴起的媒介化转向研究给予我们理解媒介、理解媒体融合一个新颖的切口。媒介化理论主要包括三种理论视角：拉什、列文斯通等为代表的物质（materialization）视角/技术视角、夏瓦为代表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视角和库尔德利、赫普等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t）视角[8]，将这三类观点迁移到媒体数智化融合生成逻辑上也有较好的适用性。

（一）技术逻辑

技术逻辑是数智化融合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VR等为代表的技术给整个媒体实践带来了换血式更新，数智化融合是应对新兴技术冲击的必然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技术对于媒体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媒体形态变迁，而是针对整个社会、整个行业全方位、宽领域的变革。媒体融合走向数智化融合正是传播大环境变动下的一个适应性举措，其具象表现就是物质/技术层面媒介基础设施的升级应对：一方面，5G通信基础设施、数据传输能力等底层技术已经成熟，大规模信息分发传送的算力也已经具备，这是媒体进行数智融合的前提；另一方面，VR、AR、无人机等技术的更新丰富了受众获知资讯的选择，也培养了受众新的视听化、情感化阅读习惯，这从信息接收端又倒逼媒体进行智能技术适应，要求媒体从业人员学习上述技术以辅助工作，在一些媒体招聘员工时，对于ChatGPT、无人机、VR等新兴技术的使用已经列入了考核选项。

（二）制度逻辑

数智化融合属于媒体融合的高级阶段，是制度层面媒体政策一以贯之的表现。媒体融合在中国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政治性，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媒体实践行动，也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发展建设要求协调性、统一性、体系性、规模性，同时媒体融合也是政府增强媒介化治理、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的政策需求，这和媒体公共性的属性高度相关。夏瓦认为媒介虽然本身归属于一个大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下，但是同时其又自成一个独立的制度。[9]从这个意义上看，数智化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内生型概念也可以视为一个应对技术驱动从而保持媒体创新活力的制度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体系中，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全面介入替代了部分的人力劳动，充当了一个非人化、中立型主体角色，这在效率上、互动上、制度上也和整个中国的现有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在新的政策表述中，无论是《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还是“十四五”规划中有关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表述，都明确了数字技术的媒体使用和更新。今年最新出台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明确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10]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智化融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传播体系来说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关系逻辑

数智化融合是包括媒体、政府、平台、受众等多方主体在内协同发展的主动选择。要明确数智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多维度且结构性的，媒体融合需要协同多方行动主体进行，同时从媒体资本市场来看，数智化转型也是传媒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媒体融合从浅层面到深层面的推动中，政府、媒体、市场、传媒从业人员等主体的关系角色一直处于微妙变动、彼此博弈之中，数智化更新淘汰了传统媒体原有的、相对刻板僵化的运营制度，转而更加灵活地促进人与机器之间的协作统一，从而在传媒资源节约、传播边界拓展等方面实现了优化。在数字媒介的活动场域内，数智化融合也是技术新环境中的一个优选，区别于前期融合的平台、机构、组织成员融合或者中期的体制、机制融合，媒体融合后半程技术的发展将因为整体传播的结构性变革而更多地出现动态的、不稳定的变动性，而智能化的助力将大大弥补主流媒体之前数字化阶段相对较弱的机器智能的属性，在智能协调、互动对齐、自主创新等层面营造更加符合多主体关系变动的环境，为媒介治理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数智化融合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有着区别于数字化转型时期的全新特征，其主要包括融合引擎、生产流程和传播生态的全方位升级，智能化的特征将在这个升级过程中日益超过数字化的特征。

（一）新引擎：以数据驱动用户增长和内容更新

数据是未来媒体行业发展运作的“石油”。无论是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法还是大规模计算所依靠的算力，都依托于大数据这一基础，数据驱动是智能媒体最底层、最根本的动力逻辑和存在逻辑。[11]传统媒体必须意识到以往按照内容驱动、用户驱动进行媒体运营管理的方式已经滞后，因为用户的媒介使用越来越倾向于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传统媒体依据新闻价值单方面进行消息播发所产生的影响式微。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数字新闻报告》显示：以2021年为转折点，全球市场中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占比已经超过了直接访问新闻网站或者新闻应用的占比，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日益拉大。[12]当然，数智化融合中的数据驱动并不单一表现在资讯分发之上，还表现在新闻信息采集、用户体验反馈、媒体资源建设等多个层面。借助大数据技术，一方面，媒体可以实现智能化采集整个互联网内海量或者说巨量的新闻线索和报道资源，这是原有的人力采访或数据库信息查询采集等传统模式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媒体获取和分析用户个体的个性化使用数据，基于其使用数据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优化内容的传播，如调整文章标题、语气语态、展现形式等，做到精准化传播，从效果反馈上反促内容生产。

从另一个更为重要、长远的层面来看，媒体自建大数据资源，本身又可以成为政府舆情分析、企业运营分析的重要数据来源，媒体资源数字化、智能化的保存既是媒体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也在保护不易保存的历史文化遗产、社会风土人情等资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通过数字化转录、智能化存储等方式，智能媒资成为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早在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已经明确要求，“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13]。广电媒体的数据资源平台建设正是文化大数据建设的重要一环，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音频，其存储在数智化时代都将更加精细化，在展示上也会更具沉浸性。

（二）新流程：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嵌入媒体内容生产全流程

关于机器技术影响新闻生产的话题讨论由来已久，从早期的计算机辅助报道（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CAR）到前几年飞速发展的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算法新闻（algorithm news）、机器人新闻（robot journalism）等，已有很多研究表明智能技术已经部分嵌入新闻生产，改变了新闻业态。2022年年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正式上线ChatGPT大规模自然语言处理模型，而后多家互联网巨头企业陆续跟进大语言模型研发和产品产出，谷歌推出驱动人工智能机器人Bard及其升级版模型PaLM 2，百度发布 “文心一言”生成式对话产品并接入中国各大主流媒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到了一个标志性节点时刻，海量大数据层面上的智能内容生成技术门槛陡然下降，人工智能技术于内容生成流程的应用将在数智化融合阶段由部分嵌入转变为全面嵌入。

在数智化融合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不再是仅实现单一的数据抓取、粗糙的信息分类或定时资讯发送，而是更多作为一个类人化的辅助工具存在，在信息采集、人物采访、图片绘制、策展传播、智能分发、舆情分析等多个业务领域全面辅助新闻从业人员。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ChatGPT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和人工编辑判断的相关系数为0.58，可以利用大模型进行编辑工作的初步筛选。[14]澳大利亚新闻集团宣称其本地新闻团队仅有四名员工，但可以每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生产3000篇报道，涵盖当地天气、燃料价格和交通状况等日常主题。[15]谷歌也已经开始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推销测试一款名为Genesis的新闻记者人工智能辅助应用，该应用可以获取时事信息并自动生成新闻报道。[16]《人民日报》也联合阿里巴巴推出了人工智能编辑部4.0版，由生成式对话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记者快速查询历史素材，智能绘制海报、时政漫画、剪辑视频，打造出多个现象级爆款产品。[17]大语言模型持续跟进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将提供更为准确全面的海量新闻数据线索，更加精细规范的新闻策展思路提示，更加多样化、多模态的新闻样式呈现，更加精准、有效的个性化算法推荐和分发，更加规模化、体系化的舆情分析和管理。

（三）新生态：协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平台生态

基于组织和管理学视角，智能媒体资源的全链条可包括智能算法驱动的新闻资源供应链、新闻业务产业化运营的产业链、连接和数据主导的价值链三大链条。[18]人工智能技术更迭下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协调多方主体、开放创新要素、实现价值增值为特征的创新链讨论也见于媒体融合的相关研究之中。[19]本文认为，数智化融合背景下的媒体转型更多的将是协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平台生态转型，平台化作为媒体融合的主要转型方向还会呈现出更加智能化、走向移动端、更具创新力等趋势。

首先是智能技术赋能下的产业链、供应链提速升级，实现技术和资本的双擎驱动。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为例，其锐意探索新的内容生产、数据供应方式，联合三家浙江省属文化企业推出“传播大脑”公司，与阿里达摩院、阿里云、钉钉等其他行业、产业公司谋求新发展形态，开辟了新的收入流通道。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积极进行媒体内部资源战略重组，打通数据、平台和内容，实现传统媒体转型的良性运转，典型产品“潮新闻”客户端、“天目蓝云”新型智能化融媒体技术平台等已经在业界引发了广泛影响。

其次是人工智能迭代后的价值链、创新链生态优化，传媒营销和管理中虚拟产品、智能技术的贡献比重增大。多家主流媒体已经着力布局数字虚拟主播应用于报道中，如央视网推出了超写实虚拟偶像主播“小C”，新华社推出数字记者兼航天员“小铮”，北京广播电视台结合主持人春妮形象生成智能交互真人数字人“时间小妮”等。数字虚拟主播的出现，既节省了人力成本，又创新了新闻展现形态，增强了受众与媒体的交互感，在数字藏品、IP衍生周边、数字水印和版权管理等领域也或将实现更多延伸价值营销。

面对数智技术冲击，主流媒体必须占据船头、主动应对挑战，以战略思维、整体思维、创新思维提前进行谋划布局，实现高质量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一）进一步数据联通，构建一体化底层支撑体系

数据是媒体融合最新的生产要素，也是整个行业运作的底层支撑基础，唯有最大化利用好数据联通优势才可以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在数据联通方面，已有部分媒体技术公司进行了尝试，如2022年新华智云推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共享媒资库”，通过算法智能聚合媒资数据，向全国50余家媒体提供智能化“存、管、审、用”功能，荣获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值得注意的是，数据联通包括内外两个层面：就媒体内部而言，需要打通自身旗下各公司、附属媒体、附属产业资源的数据壁垒，打造统一的云端存储数据库和规模化公共服务、素材共享体系；就外部联络而言，主流媒体同样也需要和政府、其他企业、咨询公司等加强数据共享连接，从而优化数据资源集成，构建一体化的底层支撑体系，以数据支持内容生产和技术创新。

（二）加快技术开放，形成规模化开源应用生态

开源（Open Source）一词兴起于计算机软件行业，指源代码的公开共享，本质上是借助集体智慧的协同创造新的价值。开源行为在国外媒体行业中并不罕见，如《纽约时报》《卫报》等的官方技术人员坚持开源社区理念，在GitHub上向开放者提供相关业务源码，开放API可获取新闻数据库内的所有内容。BBC新闻早在2012年就成立了新闻实验室（News Labs），定期开放部分核心技术源码和内部数据库等，实时播发自身机器翻译字幕、智能语音播报等媒体技术进展，由此激励更多的行业技术创新。主流媒体必须加快技术的开放，开放共享优质的传媒智能科技创新应用、媒体融合新兴技术，才可以实现创新的迭代升级，可持续运作数智化创新业态。

（三）强化跨界跨域合作，打通全产业链条通道

基于媒体资源利用的规模化效应和延展效益，媒体融合的跨界融合、跨域融合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湖南广电利用芒果系IP多维度开发特色文旅资源，打造“密室大逃脱”“明星大侦探”等多款综艺同款线下实景娱乐门店和综艺衍生手游；广东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达成战略合作，实现接入知名电商平台销售推广湾区农特海产品，成功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为服务群众就业，畅通就业渠道打造了“在+求职”服务应用及专属南方号。“媒体+文旅”“媒体+电商”“媒体+生活服务”等多种融合样态层出不穷，形成了良好的生态运转。在数智化融合阶段，主流媒体应该更进一步大胆跨界跨域跨产业合作，尤其加强和智能技术企业、文旅创新企业的跨界合作，打通全产业链条，从上游生产、下游消费等多个阶段延展传播效能，实现多主体共生共赢。

2023年是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的第十年，基本实现了从媒体形态到媒体机制的整合。

从较近的层面来看，技术仍然是推动媒体行业持续创新的核心要素。在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关系逻辑的三重叠加下，数智赋能下媒体融合也进入了数智化融合的深度融合阶段，拥抱数字化、走向智能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向，媒体必须适应和接受数智技术带来的理念、思维变革，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数据联通、加快技术开放、强化跨界跨域合作，这是当下最为紧迫也是最为有效的应对举措。

从较远的层面来看，技术冲击下媒介的传播逻辑和媒介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重构，新闻业趋于液态的流动，传播主体亦走向人机共生，受众成为信息的产销者。无论变迁程度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媒介都已经深深嵌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而我们对待媒介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媒介对于我们而言是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更是提升内部自我认知的镜像、联络他人的关系网络工具，甚至成为一个陪伴型类人化角色。在更为内核的层面来看，媒体融合还应该继续深入文化底蕴和内在逻辑的融合[21]。

那么，如何锚定媒体继续融合的方向呢？媒体融合最初的推动逻辑是技术逻辑，我们应该回到技术发展本身。刘易斯·芒福德曾在《机器神话》中提及：“由于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生命活动，每一个环节都如此，因而技术进程中一些多余的生长和整合效果都会威胁到生命本身，这情形我们在许多失衡生物体上都能见到。巨型机器的发展的结果如此背离人类本性，以至于等不到它最后的庞然大物组装成功，反抗已经开始了。”[22]无论媒体融合如何发展推进，我们都应该警惕，不能为了追逐技术而融合，不能为了无意义的形态创新而融合，要砍掉“多余的生长和整合效果”，为了“人”这一生命本体而融合，从是否符合“人性”本身发展需求的角度思考并推动变革。